“千歲宴”─ 顧名思義就是指出席宴會者總年齡超愈“千歲”。
自2000年開始，一班服務中銀集團(中國銀行集團)的老主管、老朋友每年都在“大閘蟹”旺季時，一起敘會，大快朵頤一番。今年秋去冬來之際，正好我都忙於奔走各地，錯過了享用當季的“大閘蟹”，老朋友年度敘會延到2009年倒數的最後第三個晚上。約會召集人就落在細心的Sabrina身上，她負責約會廿多位老朋友，光電話預訂時間、安排敘餐酒家、還有要照顧大家的口味和忌食，真是頗費周章。結果大伙一共17位相約在利寶閣酒家，酒家要安排一張能圍坐17人的大圓桌已不容易，況且年近新年元旦，公司社團的元旦聯誼活動頻繁，若然不是Sabrina與酒樓友好顧客關係，可能這次的餐會還要推延到明年呢！
17位來自中銀集團的老主管、老同事，參加了銀行金融工作最長的有超過半個世紀，最短的也超過30年了，我們的年齡，年輕的在55歲以上，年紀最大的也80多歲以上了，我算算大家的平均年齡約65歲，17位的總年齡就超過1100歲，我用“千歲宴”來形容，恰如其分，全沒有虛假“作大”成份。
我先後停留在奧克蘭、雪梨，為兩地公司的同事和朋友們預祝耶誕節，回到香港，正好趕上了公司的聖誕午餐Party。
我們亨達經過去年的業務重組，今年剛好是第二年的耶誕節，記得去年大家忙於業務重組事情，工作壓得大家喘不過氣起來，而且搬遷辦公室的緣故，同事們還未能適應過來，因此，去年的Christmas Party就顯得不夠熱鬧了。
本來今年按原計劃，我或許未能趕上參加大家的Party，我仍有可能在新加坡與銀行朋友和日本老朋友長 谷川 先生敍舊，最後我更改行程，提前回港，這才不致失約于大家同事。
上個周日( 11月8日 )，我隨老伴一同參加培僑中學校慶暨校友會聯歡晚會，今年是培僑中學創校63周年，比新中國成立還早了3年，最初成立的辦校資金多是由東南亞華僑集資而來，現在已是香港直資教育機構之一，其中培僑書院中學學生會考成績優異，位全港名校(Band 1)之列。
老伴吳肖梅是培僑第22屆校友，她在培僑經歷過超過十多年光景，經過小學、中學、預科課程，而且家中幾位姐妹、兄長都在培僑畢業，可算是忠誠的培僑“擁躉”。每年校慶活動，她都積極參加，對母校感情非常深厚。
這次是我首次跟著老伴出席，受到校方主人家的熱情款待，被安排坐在主家席上，同桌除了培僑老校長吳康民(現為培僑教育機構董事長)外，還有曾鈺成校監，現任校友會會長及一眾名譽會長，嘉賓就只有兩位，一位是來自日本神戶中華同文學校校長愛新翼，另一位就是我了。
今天收到老友 鄭永志 先生傳來的一篇報導，“二度香江 中銀駿馬”─悼念原港處副主任兼南商總經理 王首民 先生，才得悉王總在今年8月1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93歲。
王首民老總在1980-1985年在交通銀行香港分行擔任總經理，我自1982年7月由浙江興業銀行調至交通銀行，上班第一天，就是由王總他老人家親自接見，與我親切交談，親自交代我在交行的工作。
當時交行香港分行原址在中環太子行，那時我主管的外匯交易室與王老總的總經理辦公室只有一門之隔，他老人家為我們的外匯部門的建設和壯大花了很大的心血。外匯交易在當時中資銀行中是一名初哥，市場經驗不足，交易員也是在學習階段，可以說“外匯交易”屬“一窮二白”的初級階段，沒有辦法與英美外資大行一較高下的。
“祖國不會忘記─港澳同胞奉獻祖國60年”，這是香港大公報為慶祝中國建國60周年的一項國慶活動。這是大公報首次有系統而全面地用圖片展示過去港澳同胞為祖國奉獻的事蹟，展示的圖片逾千張，圖片記載了港澳同胞，以拳拳赤子之心，殷殷之情，在國家的每一個階段，為祖國做出了貢獻。大公報舉辦這次圖片展覽活動目的是通過回憶，作一次很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說明了同胞們對祖國的點滴貢獻，都得到新中國幾代領導人的肯定，他們的愛國情懷，祖國永遠不會忘記。
圖片展示活動在九月初已在香港展覽過，這次移師至首都北京作第二站展覽，10月21日在北京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舉行開幕儀式，我也特別為這隆重的開幕儀式飛赴北京出席盛會。上次在香港展出時我剛好在外地工作，未有到場參觀，幸好這次在北京補上了一課，在場展示的圖片，很有歷史價值，有部分還陳列實物，非常珍貴，展覽分階段展示了港澳同胞對祖國的貢獻；讚揚同胞們與祖國人民一道，抵禦外俘，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表現出英勇、正義、不怕犧牲的精神。在新中國創建之初的艱苦年代，不少的港澳同胞為衝破以美國為首的禁運封鎖，愛國商人們想方設法，把國家應用的必需物資運回國內，支持祖國建設，大批的工人、學生也響應祖國號召，毅然回國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當時我的五姨母就是其中一份子，她放棄了香港的事業，舉家回到廣州工作，從母親的口中，也知道了很多過去她的一些瑣事，是值得我敬佩的。
先前提到帶去TVB的犀角雕刻外，我還應主持人 潘芳芳 小姐要求，也帶了幾支古董懷錶到現場，這也是我作為怡情自樂的西洋文化精品。在這幾支懷錶中，我覺得比較特別算是在鐘錶中亦屬於結構非常複雜，工藝精密，市場上也不多出現的一支18K金懷錶，從表面上看，並不覺得特別，跟一般的懷錶沒有兩樣，只是在懷錶殼左側旁具有撥柄，用手撥動，就會發出叮噹叮噹的三種不同的音簧聲。我這支懷錶已接近百年歷史，為法國Cartier(卡地亞)出品，卡地亞錶位列世界十大名錶之一，在十大名錶中是唯一非瑞士品牌，在19世紀時，卡地亞家族已是聞名的法國珠寶首飾製造名家，當時頗受到歐洲皇室貴族賞識的金飾工藝家之一。
記得我10多年前被推薦購買這支懷錶時，只是覺得它有著特別的如火車的“叮噹叮噹”聲音，未有去了解這種錶的結構由來，一直至去年我拿回原廠維修保養時，光維修保養費已嚇了我一跳，首先，因為此懷錶已有一段歷史，進原廠保養需要費時約半年，另加零件修理費用已約2萬美元，因為費用相當昂貴，初時我還有想放棄維修的念頭，就當作紀念品錶保存就算了，心想為什麼維修費這麼昂貴呢？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因而向Cartier 的Catherine打聽個究竟，尋根問底一番，才知道它就是一支三問古董懷錶。這才使我恍然大悟，我意外地收藏了這一支寶貝，“三問錶”就是一種自己會“說話”的錶，能聆聽時間的聲音，這種錶的設計是錶中的精靈，也是鐘錶收藏家的絕佳選擇，它以表面的設計外貌，與一般懷錶並未有分別，而到底甚麼是“三問錶”呢？
潘芳芳 小姐是香港無線電視(TVB)資深主持人，邀請我出席參加她主持的節目名為“開心老友記”，我多次因外出公幹而爽約，使訪問延至昨天早上，這次她一早就與我約好，我不好再推辭，一早就趕到位於新界將軍澳的無線電視城。無線電視城原本是在九龍塘廣播道，後遷往西貢清水灣，這兩處我都是常客，在80年代開始，經常出席財經節目及作外匯市場突發評論，無線電視與我們公司也時有合作，後來由於我經常出國，要找我作訪問分析即時外匯市場真是有很大難度，自2000年後我鮮有再出鏡電視的財經訪問了。
香港無線電視(TVB)資深主持人潘芳芳與老鄧
首次到新的電視城，真像劉姥姥入大觀園，這裡比較以前兩處，地方大很多，內境佈置耳目一新，設備都較以前先進，表示香港電視製作和傳媒事業發展迅速，一日千里。主持人 潘 小姐在訪談過程中，話題卻不是我熟悉和專業的投資和外匯市場，而是讓我轉向另類閒情生活的話題，她從其他傳媒報導中知道我喜歡多元的生活閒情玩意，特別借此次訪談節目中與觀眾一起交流分享。我除了喜愛收藏中國書畫外，對藝術品也很感興趣，面對著精緻的藝術工藝品，能使自己心境平靜，舒緩工作壓力，況且我常在國外各地走動，工作之餘亦常往當地博物館，藝術館參觀；我又喜歡到工藝商品及地方特色商店遊玩，常常與店內的店員交談溝通，了解地方藝術特點，增長了見聞。
香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先生，執掌金管局長達16年之久，現已年屆62歲，和我一樣也是滿頭白髮，坊間有稱他為「白頭任」。前天正式宣佈今年10月1日正式退下火線，離開金管局。
任先生為官近40年，橫跨港英殖民地及回歸中國的特區政府兩個時代，師承港英年代一眾財經高官專業的理念和經驗，亦是當時港英年代華人高官的代表人物，自1980年代開始，香港金融市場一浪接一浪的金融危機和事件，任先生都曾親自經歷和處理過，憑著豐富的財金知識及經驗，在過去多次地區和世界性的金融風浪中，對穩定香港金融市場，推動中港兩地的金融合作，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港英統治期間，1982-83年港元因中英談判而大幅貶值，任先生就是其中參與港元「聯繫匯率」的官員之一，回歸後建立了獨立運作的金管局，扮演特區政府的「央行」，期間香港經歷了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的科網爆破、2003年的沙士事件以及當前的全球金融海嘯，任先生都能在每一個關頭，提槍上馬，在金融沙場上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我認為他在維護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對香港回歸後的繁榮是功不可沒的，特別在此次金融風暴、香港的銀行體系依然穩健，對比歐美的情況有顯著的差異，這說明了金管局的工作卓有成效，在制度建設和管理上是經得起考驗的，他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國內外的財金官員對任總過去的表現都是一致肯定，評價甚高。
香港特別行政長官曾蔭權5月15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回應立法會議成員有關「六四」的問題時，出言不慎，又掀起風波。
事情的經過是，我們的曾特首在該次答問大會上回應議員「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事件」這類每年都會面對的敏感政治問題時，他回應說：「香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發生了到現時已經很多年了，期間，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我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會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是我的看法。」曾特首這段回應非常客觀得體，也說明近20年來中國發展的事實，最後他也闡明這是他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大部分立法會議員都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我現在真的，已經混亂了。太自由了，就變成像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國際巨星成龍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了他對文化自由的看法。
成龍這段「自由論」的發言，在港台兩地引發軒然大波，批評聲浪一連多天仍未平息。各種傳媒幾乎都作出一致的評論，認為這段發言極為不當。
尤其一向對自由觀念較開放的台灣，針對成龍批評台灣太過自由，反應更大。台灣即將舉辦聽障奧運，而成龍正是此次的代言人，這番失言風波，甚至已有人要求撤銷他的代言身分。至於香港方面，也有人要求撤銷他旅遊大使的資格。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
近日香港人的話題，多集中在三月份中共政府宣佈2020年上海將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消息公布後，特區政府及香港媒體都出現不同的聲音及看法，擔心香港被上海取而代之，擔心上海扶搖直上贏過香港。2008年初，香港的地位與紐約、倫敦齊名，擁有「紐倫港」之稱號，及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共政府的決策，粉碎香港人的心，猶如被殘酷地打入冷宮般。
在金融界近40年的我，對中共政府的舉動並不覺得訝異。80年代香港的崛起，帶來金融市場的開放，完善的監督管理制度。外資金融機構紛紛加入香港市場，培養許多傑出的人才，又因內地開放改革，眾多外資機構利用這便利之處進入內地市場，因而把香港推上更高一層樓，更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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